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震动中央的“大逃港”风潮

时间:2018-05-23    点击量:

人民网>>文史>>《文史参考》>>文史参考第13期

用生命作赌注偷渡香港 震动中央的“大逃港”风潮

文 | 刘火雄

2010年08月01日18:56  

【字号 】  

政治铁幕却并未将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,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,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始终活跃,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。以深圳为例,在公开的文件里,“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”,别离为1957年、1962年、1972年和1979年。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,1954年到1980年,官方明文记载的“逃港”事件就有56.5万多人次。  

  对于香港来说,自1997年回归祖国以来,每年7月1日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。1840年鸦片战争两年后,香港被英国占去,这个脱胎于珠三角的岛屿,从此走上了一条与大陆母体完全差别的发展道路。新中国成立后,由于存在姓“资”与姓“社”的意识形态差异,香港与内地的分道扬镳显得更加坚决和迅速。

  后近三十年时间里,政治铁幕却并未将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,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,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始终活跃,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。以深圳为例,在公开的文件里,“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”,别离为1957年、1962年、1972年和1979年。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,1954年到1980年,官方明文记载的“逃港”事件就有56.5万多人次。

  内地民众此起彼伏大规模的逃港风潮,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,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 ——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,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。如今,众多香港人纷纷在深圳等地投资、买房,而在改革开放前,在香港与宝安县(1979年改名为深圳市)山水相连百余里的海岸线上,历史却怎样错步向前,以致数万人逼上梁山、蹈海求生逃亡香港?

  村庄成了“女儿国”、“老幼院”

  新中国成立期间,由于战乱等因素,规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现。《香港年报》记载,上世纪50年代初,战乱使超过75万名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。1952年,32岁的张爱玲,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,来到香港。在她身后,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,被铺天盖地的口号和标语湮没,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。

  这只是建国后大规模逃亡香港风潮的预演。

 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曾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,公社化“大锅饭”模式下的一切归公,如个人财物方面,全部金银首饰都要陈诉政府,然后存入银行,极大伤害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。在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,不要本钱主义的苗”的时代,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,怀着不解、不甘的表情,开始背注一掷逃亡香港,特别是在广东沿线一带。

  至今,广州许多年长者依然记得,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: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,标语喊得分外响亮,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: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——偷渡边防线,逃亡到香港。

  在广东宝安县,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一度是监视“三偷”:偷听敌台、偷窃集体财产、偷渡出境。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,划着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。比拟之下,生产队干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划走的那条小船。

  宝安外事办公室《关于经宝安县偷渡香港问题的调查陈诉》(宝外字10号,1959年1月28日)显示,1956—1958年,经宝安县偷渡的共有20105人,其中宝安县的有6448人,外省及外县的有13657人,宝安县偷渡出港的有3955人。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,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“女儿国”、“老幼院”。民谣便说:宝安只有三件宝,苍蝇、蚊子、沙井蚝。十屋九空逃香港,家里只剩老和小。

  避孕套当“救生圈”,撒老虎的粪便防警犬

  当时在广东偷渡, 按方式可分走路、泅渡、坐船3种,按路线, 则有东线、中线、西线之别。泅渡通常是首选,其方式可谓八门五花。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,即从蛇口、红树林一带出发,游过深圳湾,到达香港新界西北部元朗。

  偷渡者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、泡沫塑料等,还有人将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,一直游过去。广州人把从水路偷渡逃港称作“督卒”,借用下象棋术语,取其“有去无回”之义。民众也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,以便日后“逃港”派上用场。不少孩童从小便被家人灌输“好好练身体,日后去香港”之类的思想。

  要顺利游到香港,除了最佳下水地点外,还需要更多技巧。准备充分的人在偷渡时,会带上一个小型的充气救生圈之类的可供漂浮的物体,但并不是一下水就用,因为那样会影响速度,也容易被发现。相反,他们会将这些充气物腔内的空气放掉,折叠好带下水,比及游到半途累了时,拿出来吹上气漂浮水上稍作休息。有些人不才水前喝上一大碗煮好的姜汤,虽然辛辣,但能驱寒,不至于在途中被冻死。

  从陆上偷渡, 即是通常的中线,即在深圳梧桐山、沙头角一带,翻越铁丝网,到达香港,广东人戏称为“扑网”。这种网很难翻过去,后来铁丝网装了先进的感应装置, 一触网就会被发现,探照灯、哨岗和警犬的组合是致命的危险。为了防狗,偷渡逃港者临行前往往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,找一些老虎的粪便,一边走一边撒,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以为有虎,就不敢追了。有报答防止被边防军看到,将西瓜挖空,瓜皮套在头上,只把眼睛露出来。陆上越“网”, 海上破浪, 终究是年轻人所为,中老年人、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之法了。坐船, 相对而言较安适, 但带有集团性质, 出了事问题较严重, 并且要付300元不等一笔不小的费用, 但为“逃港”,不少人往往不惜败尽家业。乘船偷渡会偏向于东线,即大鹏湾水路,在惠阳和深圳之间,距离香港十多公里的水面,并且波浪很大,经常发生偷渡时溺亡的情况。

  赶英、超美的“大跃进”,直接引发了三年“自然灾害”,千万民众死于饥荒、疾病。愈演愈烈的逃港风潮,终于在1962年如火山喷发。

  1962年“五月大逃亡”,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

  1962年,大批吃不上饭的黎民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,香港媒体曾以“五月大逃亡”、“水银泻地”冠之。当时传出谣言说“英国女皇诞辰,大放(疆域)三天”、“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”,不少民众感到逃港才是出路。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,旁人见了充满憧憬,掉臂一切冒险前行。

  解密的宝安县委《关于避免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报告请示》等文件显示,1962年4月26日开始,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,外流群众成群结队,扶老携幼,如“大军南下”,“来势汹汹,简直有点招架不住” ,宝安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后来曾回忆道。除了人数众多外,有些逃港者还有组织、有指挥,每人均持有一条4尺多长的木棒,扬言说:“在冲到界限时,岂论谁要阻挠我们,我们不得退步,要用棍与他们屠杀继续冲过去,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,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。”也有逃港分子以手拉手、肩并肩的示威之态,强迫民警开闸。

  此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,周恩来责成广东省委,迅速避免群众大批外流。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,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。

  5月22日开始,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,对从香港遣返回来的群众、滞留在疆域的外流群众坚决遣送回乡,同时在铁路、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、宝安龙岗等通往疆域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,设立堵截收容站,堵截收容逃港人员。从5月22日至7月8日,共遣送了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。广东很多地方规定,只有笔据位证明,才能购买到宝安的车船票。

  这次逃港,惠阳、东莞外流成风,广州、南海、台山、潮安等62个县(市)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也闻风而来。宝安境内通向疆域的铁路、公路客运突然紧张,5月中旬达到高潮,到7月才基本平息。据统计,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,超过十万人次涌入深圳。

 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,与内地的大饥荒不无关系。珠三角一带,民众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,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。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,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,写上姓名地址,通过邮局寄回大陆。大陆出于政治考虑,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,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。人们没有饭吃,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,

  别的,其时恰逢香港经济起飞之际,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,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(俗称“抵垒政策”)。新政策规定,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,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不法移民的“合法”身份,对于不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“大赦令”,以致助长逃港风潮愈演愈烈。“文革”期间,“逃港”之风更是有增无减。

  拿青春赌明天,知青成“港漂”

  1966年,“文化大革命”发作。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,大批在深圳宝安放队的知青开始选择偷渡香港,以背注一掷的心态,拿青春与命运做一把豪赌。广州一带,“早上一醒来,就发现身边几个知青已经不见了”。

  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 “思想教育”,对香港的概念也是“本钱主义的花花世界”,“富人的天堂、穷人的地狱”,但他们私底下常常偷偷收听香港电台。加上时时时有香港人回乡探亲,带回“别致”的物品和见闻,什么威化饼、塑料雨衣等,这一切,让许多返城无门的知青们,从香港看到了人生一线新的亮光。

  1967年1月,著名音乐家、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饱受凌辱,逼上梁山,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,舍弃北京的优越生活,携家带口乘坐一艘布满口号和标语的小艇偷渡到香港,然后奥秘转道赴美国。1月19日全港报纸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。不久,一场以广州知青为主体、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拉开了序幕。

  知青偷渡的地点一般选在蛇口,这里距香港4公里。比来的一个下水点在海边公路125公里路标处。最适合的时间为每年八月和九月的初三到十八之间。按照海潮涨退规律,本地人总结出谚语:初三十八水顶流。在这段时间下水为顺水,不消太费力就能游到对面。

  当时,边防军巡查得很严格,但总有人能蒙混过去。海边是大片的红树林,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,趁士兵换岗的短暂时间迅速下水。当时中英以水为界,岂论潮涨潮退,只要一下水,就出了中方地界,无权再管。

  泳圈、气枕等在当时属于违禁品,根本不成能带到宝安海岸沿线,知青便想出了很多奇招,好比把篮球塞到网袋里,就是泅渡的“救生衣”了,也有人拿乒乓球拍当桨,用被子当帆,下水后努力往对岸划,而且下水前一般都会准备好一些炒米饼当干粮,随身携带,以防发生意外,好歹有东西充饥。创办了《中外影画》的香港影评人列孚是偷渡者之一。当年,他响应毛主席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号召,从广州来到与香港毗邻的宝安县插队落户。几年下来,列孚觉得本身“看不到未来”。在确切地明白回广州已经没有指望的时候,他选择了对岸的“本钱主义香港”。

  1973年5月31日凌晨,当时列孚还叫王凯南,他和当时的女友、现在的妻子,一头扑进深圳河,手脚并用地去了香港。

  同样,后来成为香港“金牌编剧”的梁立人、“乐坛教父”罗文、“期货教父”刘梦熊等,也先后偷渡逃往香港。刘梦熊回忆本身偷渡经历:走了六天六夜到海边,天黑就下水,游到天亮还没有上岸。巡逻艇追上来了,他一边划水一边念毛主席语录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,争取胜利”,鼓励本身游过海。

  这些被发配到穷乡僻野的知青,由于物质与精神生活都极度贫困,他们不堪忍受重体力劳动与离乡背井的苦楚,便掉臂一切地扑向香港,成功者终究是少数。有偷渡客说,香港很好,却没有本身的位置,漂在那里没有根。相对于时下流行的“北漂”、“南漂”来说,偷渡香港的这群知青,很早便已是“港漂”了。

  “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”

  1976年“文革”结束,大陆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。沿海一带,老黎民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,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,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,“逃港”高潮却再次突如其来。

  较之以前,“文革”刚刚结束的“逃港”风波,人员更广泛、势头更迅猛,甚至引发了局部的社会恐慌。“文革”中,“逃港”人员主要由三部分构成,即困难群众、知识青年和“阶级异己分子”。“文革”后,不少普通市民、基层干部,甚至一些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支队伍。

  在广州,各个收容所中便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。在珠三角很多地方,“偷渡”更是公开的奥秘。哪家有人“偷渡”成功,家人不但不避嫌,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,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,大放鞭炮,以示庆祝。

  广州番禺县的沙湾大队,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,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,他们乘船外逃之时,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。惠阳县的澳头公社新村渔业大队,一共才560多人,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,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党员,除一名妇女委员外,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。

  1977年11月,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,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与他同行。当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报告请示情况时,“逃港”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。正当广东的同志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之时,邓小平却出奇的沉默。他连吸了几根烟,缓缓地转过身来,安静地对大家说:“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,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。”

  对越演越烈的“逃港”,当时的边防几乎已无能为力,如果再加强力量,从全省甚至全国调集军警过来,势必造成不良影响。除了给国际社会留下欠好的印象以外,更重要的是,大规模的武装拦阻搞得欠好有可能引起民愤,形成突发的群体性事件。

  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,发展经济,“生产生活搞好了,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。逃港,主要是生活欠好,差距太大”。当时,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.70到1.20元,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-70港币,两者差距悬殊近100倍。在一些地区,遍及流传着“辛辛苦苦干一年,  不如人家8分钱”(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),“内地劳动一个月,不如香港干一天”的说法。这也诱使许多人“前赴后继”般逃亡香港。仅1978年,便发生“逃港”事件9.7万多人次,逃出1.8万多人。耐人寻味的是,香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,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。中国最高决策者从“逃港”这一历史怪圈中再次认识到,光是靠“堵”是堵不住的,必需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。1978年底,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,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。出乎意料的是,一场新的“逃港”潮再次席卷而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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